核心提示: 我后来原谅了自己,我做了一个理性判断:在这个时代,谁都不具备从大门进出的能力。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可到了网络时代,“百科全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经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东西理性是可以抵达的,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尤其是中国,你只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窗户。对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拒绝贪婪的时代。

记者:你是否焦虑,不能认识整个社会或所谓时代?

毕飞宇:有,非常强。其实我是一个想写“大小说”的人。但最后我所能做的,还是从小窗户钻进去,看看能不能写“大小说”。我还没写这样的作品,我也不想吹牛,我目前真的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后来原谅了自己,我做了一个理性判断:在这个时代,谁都不具备从大门进出的能力。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可到了网络时代,“百科全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经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东西理性是可以抵达的,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尤其是中国,你只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窗户。对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拒绝贪婪的时代。

记者:你如何解决这种焦虑?

毕飞宇:放弃。你回过头来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也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其实,它的切口还是小的。《红楼梦》,这样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它也还是抓住了四个家庭。

面对当今这个世界,就认知而言,我承认我吃力。在少年、童年和青年时代,我的认知能力和信息量的比例关系是对称的。可现在的信息量是在是太可怕了,我这个“处理器”老是死机。

在我看来,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巅峰时期,没有人会想起大数据,小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大数据。在今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小说引擎的马力就显得不够。

焦虑归焦虑,我到底还是可以平静的,帮助我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盲人——博尔赫斯,他说的最好的一句话,我动不动就想起来: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句话。从我自己来讲,我坚定了这样一个想法,写自己能写的小说。

记者:写《推拿》的时候,你专门去诊所体验生活了。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去诊所,有;去诊所体验,没有。

有一段,我每一天都和他们来往,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和他们密切到什么地步?中午都在那里午休。那家店解散之前,有一两年时间,我就这么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体验生活”——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写你们,这个一点没有。我愿意对天发誓。

我承认,在我写《推拿》的时候,我对盲人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没有把我看到的、我听到的盲人生活写进《推拿》。对《推拿》这部小说而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有我的尊严,这个尊严就是虚构,它也是小说的尊严。为了写小说,我去偷窥,我去骗取信任,然后再把朋友掏心窝子的写到小说里去,这样的事我不会干。我的想象力不答应。

我现在依然和他们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他们知道,我没有做小偷,我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偷东西。虽然对外人来讲这个也许并不重要,但是,我是写小说的,我把这看得很大。怀着自己的目的,一个一个地问,然后回去写,也许是可以的,但我一定不会。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文学创作”。

记者:有一种说法,你的小说最早有汪曾祺、沈从文的感觉,后来更偏近先锋派的写法,比如像余华、苏童。

毕飞宇:我永远不会成为汪曾祺和沈从文那样的作家。这么说会有点冒犯,在讲小说的时候,我永远愿意把赞美给予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但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还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们是,就小说而言,他们不是。他们太闲适了。我更偏向鲁迅,有力量,有丰沛的情感,同时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这样的人还是闲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从我内心来讲,无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多好,多迷人,和鲁迅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第二个问题,早期写作学先锋,师父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们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者和模仿者。只能说,余华、苏童、格非那一拨走得比我更早,但他们不是我的师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拨作家——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在同一个师父面前,大家都是学徒,他们比我做得更好、更早。实际上,最早一拨也不是他们,是王蒙和马原。当然,余华、苏童和格非把先锋小说写到很高水准,当时我也在文学现场,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一看,在这个班里面不行,立即转学了。

记者:你目前在写什么?

毕飞宇:现在手里的这个作品,我回答了两三年,始终告诉记者,“我今年能把它写出来”,但我始终没把它写出来。是这个小说自身的问题,就像博尔赫斯的那句话,这很可能是我想写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写的。很痛苦,跟医院有关,有关的知识储备就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壮志,把它写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头发,都是在这个作品面前白的。

记者:那你最近在读什么?

毕飞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书》好好读了一遍。前几天,我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写序,我和傅聪还有一面之缘。

我现在读书,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我已经可以不读书了,一本不读都不要紧,只要把我读过的书回头拿回来再读就行。人到中年之后,你以为已经读过那些书,每一次读都和第一次一样,因为现在阅读的能力和眼光,和以前太不一样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老夫子对自己的概括,我把这个话借过来说:”五十而知阅读。”不敢说现在我是一个好作家,但一定是一个好读者,确实会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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