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镇巴县地处陕西四川两省交界,是“民歌之乡”“红军之乡”,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红四方面军在此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南面支援红军前线战事,北面防御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事迹。同时,也留下了红军墨书标语、布告等红色文化遗产,以及口口传唱的红色民歌。

新闻提示

镇巴县地处陕西四川两省交界,是“民歌之乡”“红军之乡”,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红四方面军在此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南面支援红军前线战事,北面防御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事迹。同时,也留下了红军墨书标语、布告等红色文化遗产,以及口口传唱的红色民歌。

9月27日,镇巴县国家一级文物红军墨书标语《土地法令》《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5处共26通红色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力支援下成功修复并对外展出。同时,镇巴县博物馆将依托于扫描而得到的复制品,在原址房屋上进行复原展示。

烽火岁月 红色标语耀镇巴

1933年,红四方面军的红十师后勤部、二十九团、十二师政治部、特务团、三十四团等相继进入镇巴,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王三春匪部的猖狂进攻,扩大红色苏区,先后建立了中共陕南县委、赤北县委和陕南、赤北县苏维埃政府以及两县所辖四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两个乡党支部、25个乡苏维埃政府、88个村苏维埃,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苏维埃红色政权领导下,还组建了十九支游击队、十八支赤卫军共计2300多人的苏区武装力量,在根据地北面战场抵御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民团土匪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援了根据地正面抵御国民党四川军阀的武装斗争,为保卫红色政权立下了卓越功勋。

“镇巴苏区教育培养了近1000名苏维埃干部,动员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有的还参加了长征。他们经过革命熔炉里的千锤百炼,很快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其中有500多名镇巴儿女在当年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镇巴县博物馆馆长刘礼德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当时,陕南县苏维埃政府组建凿字队,在山冈、路旁、关隘要道、集市街头、古庙祠堂、村舍院落,利用旧碑、石牌坊、石柱、屋基石、古建筑、房前屋后墙壁等,就地取材,凿石刻字或用墨书制作口号标语。军队和地方的粉笔队、宣传队、凿字队,在民房、街道、石岩等处,用凿子、石灰、红土、锅烟墨等,也书写了大量的墙头标语及文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政策、任务。

1933年4月,红四军十二师特务团进驻镇巴县三元镇红星村赵家院子后,经常向当地群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传播革命道理。他们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在赵家院子宅房西及正房后檐石灰墙面,黑墨楷书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法令》两篇重要革命文献资料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宣传标语。为发动人民群众,展开土地革命,创建镇巴红色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红军广泛宣讲,当地群众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不辱使命 奋力保护红军墨书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标语文告极端仇恨,异常恐惧。红军撤走后,地方民团大肆进行破坏。人民群众则采用填抹、遮盖、移作它用等办法进行保护。尽管如此,大量的标语文告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保存下来的不多。

“1935年1月上旬,为了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红军队伍不得不暂时离开了苏家坡,踏上长征路。消息传开以后,男女老幼眼含热泪,到处奔走相告,舍不得红军离开。民歌《十送红军》就是当时镇巴儿女的真情流露和表达。”镇巴县博物馆副馆长马良燕说,红军战士离开了,革命的标语还在,革命的意志还在!赵家院子的赵安宅等人代表苏家坡人民,一直把红军送到了四川南江,临别时,他们也接受了34团团长张子义叮嘱的一项秘密使命,那就是,要把红军布告标语保护好!红军走后,不少匪徒三番五次地来逼迫赵安宅把红军留在墙上的标语铲掉,并将“不听话”的赵安宅毒打一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恶霸的反扑,赵安宅等群众机智、勇敢地与他们周旋,甚至不惜生命,终于保住了革命标语。“除了与国民党保长军警周旋外,赵安宅用柴捆和草席将整个屋檐下的墙壁围了起来,才使这些文献标语得以保存下来。”马良燕说,去世前,赵安宅还一直叮嘱子女一定要把红军标语保护好。

赵安宅等先辈们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红色标语文物弥足珍贵,但岁月的风霜也在一点点侵蚀这笔宝贵的革命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上世纪50年代中期,镇巴县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此处红军墨书手迹并开始保护。1994年11月,该县文管所会同西安文物保护专家进驻赵家院子,历经10天将已经风化剥落、极易破碎的红军墨书文告、标语墙面,切割成26通墙壁板加固运抵县城的文管所库房。“由于我省文保工作者在揭取壁画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那么对这些红军墨书标语的揭取就驾轻就熟,很顺利。尽管如此,仍需小心翼翼,先涂抹桃胶,再粘贴一层纱布,此后才能实施切割。”曾经参与当年揭取工作的文保专家白崇斌说,成功揭取标语后,采用木质夹板加海绵的稳固方法进行了保护。

墨书布告系十大政纲最完整版本

这批红军墨书文告、标语在文管所的仓库里存放了10年之久,期间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加之当地环境湿热,昼夜温差大,一直没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些布告最初不仅发霉、脱落、空鼓现象严重,而且又薄又脆,厚度仅相当于鸡蛋壳一般,最厚处也不到1毫米,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保护修复专家张群喜介绍,201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镇巴县博物馆结成帮扶对子,出资31万元建立了“革命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室”,并派出专家进行指导,严格按照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历时一年多时间,对该县已揭取的26通红军墨书文物进行了彻底复原加固修复。

9月27日,“镇巴苏区红军墨书标语专题展览”在镇巴县博物馆开幕。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红军墨书标语字迹工整、笔法遒劲、张弛有度,颇有书法功底。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高1.65米,宽4米,右起直书66行,字径3.5×2.7厘米;《土地法令》高1米,宽3.68米,右起直书85行,结尾处画“五星”一枚,其下部有右起横书、字径37厘米标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落款右起直书三行“红四军特务团政治处”。“党的六大确立的十大政治纲领,包括土地法令,在土地革命时期宣传的作用很大。”张群喜说,红军墨书《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在全国唯一的墨书字迹最多最完整的墙壁墨书标语和布告,价值非常大弥足珍贵!

“红军一字一句甚至用生命书写的革命标语,不仅仅是红军为镇巴人民留下的革命火种,更是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面对每一个字的修复,我们的文保人员都一丝不苟,面对遇到的每一个技术难题,更是全力以赴、群策群力。”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梁彦民说,红军墨书手迹《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法令》等5处共26通文告及宣传标语的成功修复,使得这一历时80余载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这是全国大力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据悉,镇巴县博物馆还将对书写布告的原址“赵家院子”进行保护,在院墙上复原展示这些布告。

唱遍神州的《十送红军》源自镇巴

除了弥足珍贵的红军墨书标语,在镇巴,还有处处传唱的红色歌谣。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苏区中的红色歌谣,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陕南和川北大巴山区这个特定的环境,它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原镇巴县博物馆馆长、现镇巴红军文化研究组组长向成忠说,镇巴县地处川陕交界,是“民歌之乡”“红军之乡”,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红四方面军在此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南面支援红军前线战事,北面防御国民党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事迹。关键就是它们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真正爱戴的基础上,因而有着最真挚、最浓烈的情感。这些,必然要反映到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创作里,特别是巴山人民热爱和熟悉的歌谣里。

“《十送红军》传播度极高,一直被视作江西民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民歌的最早传唱者和搜集者都是镇巴人。”向成忠说,1956年10月,镇巴县文史工作者符文学深入当年苏区普查革命烈士,收集革命斗争史实。在永乐乡打听到有个叫朱有炽的人曾知道许多革命烈士和革命故事。于是符文学就到了朱有炽家。谈到当年红军歌谣时,朱有炽随口哼出了《十送红军》。符文学当即记录下来。回县以后,他把《十送红军》抄寄给了《民间文学》杂志社。后来,《十送红军》发表于《民间文学》1958年11月号上。随后,这首歌谣先后被收入《红色歌谣集》、《中国歌谣选》等全国性出版物,署名皆为朱有炽、符文学。1965年3月,《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书将《十送红军》作为江西民歌排列在第四场。从此,这首歌曲被人们误认为是江西民歌。

向成忠说,《十送红军》原词中涉及的地名“南山、兔儿岩、七里湾、八角山、通江河、巴山”等均属陕西镇巴县、四川通江县地名,全词意境也符合当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的时段和情景。所以,镇巴才是这首歌谣真正的母源地。这首歌谣最早在镇巴境内传唱,镇巴也最先将其搬上舞台,随后载入《县志》,并勒石以记。

有证据显示,从1958年发表于《民间文学》中(镇巴歌谣十送)词至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谣先后被收入《红色歌谣集》《中国歌谣选》《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等七八种出版物中,所收录的《十送红军》署名或为“朱有炽唱”,或为“富饶(符文学笔名)搜集”。在全国各大刊物收录红色歌谣中,没有发现有江西民歌《十送红军》词。1965年3月,《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书将《十送红军》作为江西民歌排列在第四场。从此,这首歌谣被人们误认为是江西民歌。而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的创作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

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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