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天空是艺术的，也是生活的。每一朵云彩都不愿自行飘散，每一颗流星都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纵观中国文艺史，特别是文学史，多少巨擘徘徊在流放的道路上，且歌且吟，长歌当哭，或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他们的肉体早已化作了飘荡的尘埃，已然无法追寻，但他们的灵魂无处不在时光中流转，高大的文化背景在历史的长河中越发清晰，光彩夺目。
自盛唐始，许多被贬谪的文化官员，踏上了南荒之路，以至天涯海角。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宋代，乃至明代，譬如我们熟知的杜审言、宋之问、王昌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到了清朝，因为海路不得不开放，原来的南荒之地渐渐成为富庶家园，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往往流放到西北如新疆、东北如黑龙江等。
在众多放浪形骸的身影当中，我时常看到那个与众迥然不同，并且至死没有回头的黄庭坚。他最后一次在南荒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深深浅浅，曲曲折折，从时光的深处逶迤而来。这些风尘中的时光碎片，已然凝成历史的背影，越发浓郁，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此去路途遥远，能否像以往那样，化险为夷，安然归来，黄庭坚的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正因为有了不归的预兆，他才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流连江南山水，与友雅集，临风吟诗，焚香挥毫，一展性情与内心世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将一家老小安置在永州，托付于朋友。孤身前往宜州前，该见的朋友，一定要见的，他不想留下人生的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难能与远在天涯海角的恩师、诤友苏轼重逢。他们曾经泊舟长江，三聚秋浦，追寻李白踪迹。自池州一别，天各一方，都成了天涯沦落人，一个羁押瘴疠之宜州（广西），一个流放荒夷之儋州（海南岛）。
二
据《黄庭坚年谱》：绍圣元年（1094年）冬天，也就是黄庭坚50岁时，因为预修《神宗实录》被人诬陷，朝廷责授涪州别驾并黔州安置。
“预修”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准备修撰，而是以预防为主的例行修改，剔除错误，特别是观点和观念的错误，确保政治正确，相当于校对与审订，最后皇上审定，再行刊印。简单地说，这个工作就是为皇上先把个关，也是为日理万机的皇上减负。
从相关史料来看，黄庭坚是编纂《神宗实录》的骨干人才，也是朝廷通过招考录取、正式编制的神宗实录院的检讨和集贤校理。所谓神宗实录院，就是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宋哲宗为他老父亲即先皇修撰《神宗实录》而专门设置的机构。时间当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越时五年，即元祐六年（1091年），《神宗实录》大功告成。
哲宗一高兴，嘉奖有功人员，黄庭坚被提拔为起居舍人。虽然官阶不高，却掌管着记录皇帝日常生活和日理万机之事务。也就是说，黄庭坚成了皇帝的身边人，职责相当于如今的秘书长。当然，这个“秘书长”不像现在的秘书长，参加常委而拥有实权。不管怎么讲，在皇帝身边行走，为日后担大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皇帝也是人嘛，是不是？中年得志的黄庭坚，仕途如日中天。俗话说，盛极必衰。衰，往往有迹可循，也可能事出有因，甚至小隙至大祸，由量变到质变。譬如在朝为官的舅舅和岳父的相继去世，对黄庭坚的仕途也产生了影响，加上久病在榻的母亲于元祐六年病故，按照朝廷规章制度，黄庭坚应该回乡丁忧，何况他还是一个孝子。守孝头尾三年，黄庭坚自始至终守候在母亲的坟墓之侧——“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
近三周年时，黄庭坚给朝廷打报告说自己服丧守孝即将期满，恳请朝廷免除自己朝廷编史职位，并“伏望圣慈，除臣管勾宫观，许任便居住”——我想随便挂靠一个闲职，允许我自由择地而居。
问题是，三年时间里朝廷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元祐八年九月，打压王安石和赵守之等改革派的实际掌权者——宋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去世了，早已登基的宋哲宗亲政而为，一派少年意气，决心大展宏图。他试图重启改革，斩除积弊。自然而然地对保守派苏轼之流，心存怨隙，看不顺眼。而改革必然涉及人事，接踵而至的便是紧锣密鼓的人事变动。重执权柄的革新派，理所当然地打压了保守派，苏轼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因“讥刺先朝”而被贬往英州，即现在广东英德市。黄庭坚一直以苏轼为师，自动站队，唯苏翰林马首是瞻，他的等待已久的改任，出现一波三折也在情理之中了。
自古以来，官场玄妙。人事人事，人不离事，事不离人。人与人之间会自动形成依附关系，自动形成派别。这种官场站队有的是着意的，利益勾结；也有的是不知不觉的，臭味相投。它既是一门技巧，也是一门学问，更多的是运气，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既然你黄庭坚是苏门学士，又是东坡挚友，你的荣辱理所当然与东坡与共。
其实，黄庭坚比苏轼小八岁，当属同代人。但苏轼才气大、名气大、影响大，黄庭坚年轻时就很崇拜他，仰慕已久，一直等待机缘谋面。
当年黄庭坚壮着胆子投书苏轼，随寄两首古风，并非贸然，而是有了至少两次必要的铺垫。第一次是黄庭坚的岳父与苏轼同宴时，曾出示贤婿诗文，希望苏轼予以提携，为其扬名。苏轼阅览之后，也不乏客套地笑着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第二次是黄庭坚的舅父在济南府遇见苏轼，觥筹交错之间，又提起了外甥的诗文。正所谓，一而再矣。故而，苏轼对黄庭坚的文学才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因为有了岳父和舅父的事先沟通与举荐，黄庭坚便将早已备好的信函和古风二首投于苏轼。字里行间，表达了崇敬之情。古风二首也开门见山，不避讳地说，我“借光”来了——“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信寄出去了，却迟迟未得到苏轼的回复，黄庭坚心里七上八下，恰如两首七言古风，一首八句，一首七句。虽然情真意切，总觉得哪里有所不妥，触犯了恩师。
已然贵为文坛领袖之一的苏轼，无论出于礼节，还是被黄庭坚诗文和真诚所打动，他都会作出应有反应的。之所以没有及时回信，是因为“自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匆匆至今，裁答甚缓，想未深讶也”。
礼尚往来，一一对应。这不，当苏轼了却事务后，次韵奉和，也写了回信，即《答黄鲁直书》。在这篇散文体的书信里，苏轼诙谐而诚恳地肯定了黄庭坚，颂扬了黄庭坚，却没有半点居高临下的名家嘴脸，譬如“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难能可贵。往后岁月，彼此心心相印，亦师亦友，坦诚相待。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黄庭坚终于等来了第一个任命——“除知宣州”。宣州即今安徽宣城。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差事，黄庭坚欣喜赴任。诧异的是，途中又接到第二个任命——“除知鄂州”，改任鄂州（武昌）知府。实事求是地说，这地方这职位并不比宣州差，虽有折腾之嫌，黄庭坚倒无怨言。莫名其妙的是，返程中又接到了第三个任命——“管勾亳州明道宫”，虚职倒是个虚职，但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黄庭坚被责令于开封府境内居住，不得随便离境，以便随时听候国史院的查证与质询。因为革新派在《神宗实录》里查阅到许多不适之处，甚至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不可小觑。报告递到宋哲宗那里，他当然不悦，责令一一核对，从严查实，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绝不姑息。一查一审，黄庭坚难辞其咎。
年底，五十岁的黄庭坚被“贬涪州别驾并黔州安置”。“涪州别驾”是个小吏，还算不错的，能拿一份朝廷俸禄以养家糊口。所谓“黔州安置”，就是让黄庭坚带着家小就住在黔州（今重庆彭水），不许到处乱跑。
元符元年（1098年），黄庭坚表兄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司，而彭水系夔州路管辖，为避嫌，黄庭坚又改贬戎州（今四川宜宾）。从此，黄庭坚在其晚年步入了人生最糟糕的流放时期——“元符元年（1098年）移戎州，三年，徽宗即位，始放还待命荆南。崇宁元年（1102年）迁知太平州，仅九日而罢，主管洪州玉隆观，二年复除名编管宜州，四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一，私谥文节先生。”
三
黄庭坚首次流放即在彭水，前后四载。
绍圣二年（1095年）初，黄庭坚从汴梁出发，前往黔州，经河南多地后，渡汉水，月余，到达湖北荆州，一家老小暂住承天寺。
人生往往无法回头，恰如俗话所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黄庭坚当时不经过承天寺，绕过荆州，或许他的人生不至于那么凄惨。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即人生有命。
黄庭坚的到来恰逢承天寺的方丈发宏愿，大兴土木，扩建寺庙。遇到大名鼎鼎的黄庭坚，乃属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方丈即刻恳求作记。黄庭坚的回答也是巧妙:“作记不难，顾成功为难耳。”不就是写个记嘛，有什么难的，我倒觉得你建这个承天寺恐怕不容易。如此应答，算是应承了。方丈十分高兴，随即盛情款待并妥善安置黄庭坚一家老小。因为路途艰辛，车马劳顿，又值春水上涨，逆流而上，遇到湍急处，还得弃舟徒步。如此翻山越岭，又行舟渡水，反复无常，大约于四月底才抵达流放地黔州。
黄庭坚性情大善，礼佛心诚，不与人交恶。虽无苏轼大气磅礴，豪迈至极，却也随遇而安，极少怨言，给人逆来顺受的感觉。他在彭水那段日子，应该算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妻儿老小，共处一屋，同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也是在彭水期间，黄庭坚重拾笔墨，潜心事佛，静心写作，并默写了不可再复之作《廉颇蔺相如列传》草书长卷。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有序流传的最长经典力作和文化瑰宝。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比它更长的书法作品。它也是黄庭坚书法代表作之一。
为什么说是默写而不是抄写呢？因为该书法长卷较之子长原作，有许多疏漏或讹错之处，甚至自行发挥也不在个别。同时也表明，《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故事已然烂熟于山谷之胸。这本是《史记》中的名篇，讲述的是赵国大臣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故事。黄庭坚书写它，其寓意是深刻的，即一切以朝廷为重，我个人的仕途何足挂齿。
我的案头搁置黄庭坚书写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及启功先生临帖，已近30载。每得闲暇，便凌空神摩或着案临写，终因悟性欠缺，一直不得要领，更不敢妄言。我喜欢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但我更倾情于黄庭坚与苏轼，譬如东坡的《寒食诗帖》《江上帖》《渡海帖》等。
苏轼的书法体现了无为而治、大淡无味的老庄思想，而黄庭坚是“菩提坊里病维摩”，对佛教禅宗有着精深的造诣，处处弥漫着见性成佛的禅意。清朝书画家笪重光说：“涪翁精于禅说，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气，视海岳眉山别立风格。”
黄庭坚书法的骇俗之处，主要表现在“乱花飞舞不离其树”，纵敛有度，散中寓整，还有大动飞跃之中的靖安之气。换一种说法，他的书法恰似“点源的辐射”，重心稳当，肢体夸张，自由度很高，一反晋唐流行的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传统。这种背叛传统的锐气远在苏轼之上，真所谓“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
根据南宋书画家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元祐初年，山谷与东坡、钱穆父（钱勰）同游京师宝梵寺。酒酣耳热之后，雅兴不减，命侍从取文房物件，众推山谷先行，山谷便作草书若干。东坡观之甚赞，穆父却摇摇头：“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问：“何故？”穆父还是摇摇头：“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四人行，穆父年长，比山谷大10岁有余，乃吴越武肃王六世孙，诗文风流，大雅钱塘人。他的批评直截了当，而且严肃，不像东坡和山谷之间，往往通过玩笑或调侃的形式以至批评之实。
自从穆父批评之后，黄庭坚“心颇疑之”。为什么东坡跟穆父对自己的草书持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呢？黄庭坚回家后闭门谢客，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更有人说，从此以后，黄庭坚不再作草书。在此期间，确实少有山谷草书流传，似乎佐证了这种说法。其实不然。纵观黄庭坚这段经历，便知道他为什么少有草书创作。一是忙，二是烦。而草书需要澎湃之激情，或平心静气地蓄势待发。
也是在被贬期间，黄庭坚于唐兵部郎中仲览之后人家里看到了怀素狂草《自叙帖》的真迹，便借之临摹，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觉前所作太露芒角。始信穆父之言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
当朋友们看到山谷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无不欣喜相贺。一贺他从流放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二贺他的草书有了意想不到的进步。特别是如此长卷，难能可贵。
黄庭坚逢友便说：“得草法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
四
元符三年（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赵佶即位。
赵佶皇帝当得不咋样，但后世名气特别大。他就是热衷书画又创造了“瘦金体”的宋徽宗。物以类聚，文人惺惺相惜，黄庭坚的命运似乎迎来了一线生机。是年五月，皇帝诏曰，庭坚官复宣德郎，监鄂州盐税，即盐税专员。按理说，黄庭坚应该即刻赶赴鄂州上任。毕竟赋闲多年，也该一展宏图了。可命运往往捉弄人。此时，江水大涨，出川难于上青天。一拖再拖，到了枯水时节，速速扬帆，别宜宾，向鄂州。经荆州时，已是次年仲春。黄庭坚忽然想起曾经的承诺，或许方丈早已等候在码头。于是，黄庭坚一家老小再次住进六年前住过的承天寺。
不过，在抵达荆州之前，黄庭坚的任命已在路途上发生了两次变故。先是改任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后又改任奉议郎权知舒州。可刚刚住进承天寺，又来了尚书省的文件，任命黄庭坚为吏部员外郎，并改乘驿站快马进京，不得有误。虽每次改任，官阶都有所递进，但因前车之鉴，黄庭坚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节外生枝。一想起朝廷里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再加上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确实不想在宦海中折腾了。于是，黄庭坚向朝廷上呈《辞免恩命状》，恩请朝廷让他在水运交通方便的地方做个小吏，以报答朝廷隆恩。
等候朝廷批复期间，黄庭坚欣然践诺，作了《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按记之常规，末端应有落款。黄庭坚署为：“买石者邹永年，篆额者黄乘，作记者黄庭坚，立石者马珹。”
问题来了，而且是世俗的大问题。谁不想名留千古？何况你黄庭坚作的塔记，肯定会流芳百世的。有人提出异议，有人附议。异议者为时任转运判官陈举等人，恳请黄庭坚将他们名字忝列在后。说得很谦虚，要求很过分。黄庭坚本来心里就瞧他们不起，只是不流露在脸上而已，再者署名太滥，也坏了规矩，为后人诟病。于是，不依。陈举等人，便怀恨在心。
岁月荏苒，又是一年多时光流逝。终于等来了朝廷批文，“不许辞免吏部员外郎”。黄庭坚觉得进京不合自己性情，特别是一年来，在朋友的陪伴下，游山玩水，心情大悦，不想进京受罪了，便果断再呈《再辞免恩命奏状》。这回批复较快——“权知太平州”，即暂时担任太平州（安徽当涂）知府。那可是李白流连的地方啊！
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政治形势又生变。蔡京担任了宰相，赵挺之进入了权力核心。赵挺之是谁？他是著名词家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父亲。他和黄庭坚不仅政见相左，而且有私人恩怨。黄庭坚担任泰和知县那段日子，因“政绩”不佳，被降级使用，调到德平镇当首脑，也就是镇长吧，显然比知县小。其实在泰和知县位置上，黄庭坚还是有所作为的。但官场上的事，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在泰和，黄庭坚写了耳熟能详的诗歌名作《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到了德平镇，黄庭坚成了赵挺之的下属，因为赵挺之时任德州通判，而德平镇隶属德州。赵挺之在德州进行改革，推行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意思就是政府定价并出钱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也允许商人贷款或赊货，只要按规定缴纳息金即可，以期控制大商人或不法商人对市场的垄断，防止他们牟取暴利，便于稳定物价和商品流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市易法”在当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是积极的。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嘛，追随老师是他的本分，但未必是革新家的反对派。问题是，人家以为你是苏轼的人，当然是个保守派。大约是碍于苏轼的面子，黄庭坚不怎么支持赵挺之的新政，既然不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怨隙。据黄黃《山谷先生年谱》记载：“苏轼言，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平镇，挺之希提举官杨景棻之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来往，士人传笑云云。先生他日宜州之祸亦基于此，故因备载。”
黄庭坚到了太平州，上任九天，即被罢免。然后被任命为管勾洪州玉隆观，一个不用上班的虚职。正逆江而上时，那个湖北转运判官陈举见风向有变，即刻落井下石，指摘《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中的“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蝗旱水溢，或疾疫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耶”等句子，并向朝廷告发。当时处理案件的正是赵挺之，定罪的也是赵挺之。他就来了一个公报私仇，决不手软。
黄庭坚得罪了两个人——赵挺之和陈举，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按“幸灾谤国”之罪，黄庭坚被除名羁置宜州（今广西宜州市）。这样一来，黄庭坚不仅要流放到荒远之地，而且没有俸禄可领，衣食也就无着落了，还要交由宜州地方军队进行军事管制。
时年正值崇宁二年（1103年），黄庭坚59岁。
五
事已至此，何必怨天尤人。黄庭坚已然调适心态，乐观待之即将到来的一切，更何况还有一大家子人要活命呢。他自湖北江陵出发，携家挈子，一行十余人，艰难跋涉。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便想起杜少陵的遭遇，以解心灵之困，譬如他在《过洞庭青草湖》里写道：“乙丑越洞庭，丙寅渡青草。似为神所怜，雪上日杲杲。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
黄庭坚逗留湖南境内，遇见了不少熟人，譬如崇宁二年（1103年）在长沙度除夕期间，恰逢从郴州护送秦观灵柩回江南的秦观之子秦湛和女婿范温。思故交之悲惨，看眼前之去路，同病相怜，他执意赠与银两，握手痛哭流涕。譬如与云游诗僧惠洪会晤于湘江，租赁小舟，暂住月余，交欢一时，也算是诀别前的昙花美丽。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甚至辩论了什么，后人只能猜测。
别长沙，沿湘江崎岖，南行衡阳，转道永州，至祁阳县城，正是次年春天。
择日，众从，泊舟浯溪，观摩《大唐中兴颂》碑，了却夙愿——“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这话是黄庭坚自己说的。
如今除了观瞻《大唐中兴颂》碑外，还可以看到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崇宁三年（1104）三月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革、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颂崖下。明日，居士蒋大年、石君豫，太医权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等众俱来。又明日，萧褒及其弟袤来。三日徘徊崖次，请余赋诗。老矣，不能为文，偶作数语。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为崖石耳。
一连三天，黄庭坚流连于此，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陪同。显然，此行有备而来。耐人寻味的是，诗后具名者多达二十人，譬如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蒋大年、石君豫、成权、成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宗广、萧褒、袤来……竟然还有尼姑悟超。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岂能忘记《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的落款。
随后，黄庭坚又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零陵愚溪，游览了朝阳岩，并题诗刻石。虽然同行者带有锤子、錾子等刻石工具，也是有备而来，但毕竟时间紧迫，来去匆匆，刻字岩面未经打磨，凹凸自然，保持了原有风貌。“崇宁三年三月辛丑，徐武、陶豫、黄庭坚及子相、僧崇广同来”——“到此一游”式的23个字，大小及排列都不规范，特别是“徐武”下面一片空白，反而让文字显得错落有致。
有人实地考察后认为，空白处原有一个在岁月中漫漶的名字，当为蒋彦回。有个网名叫“土圣叹”的作者，他在相关游记博文中写道：“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游愚溪》诗序来看，（空白处）当是一个人的名字：蒋彦回。蒋是黄庭坚在零陵当地结识的朋友，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为之做传（见《诚斋集》）。”
蒋彦回，即蒋湋，当地的乡绅，古道热肠，仗义豪侠，好交文人。明代周季风《山谷先生别传》记载：“初，谪宜州，与零陵蒋湋相友善。士大夫畏祸不敢往还，独湋陪杖履。疾革，湋往见之，大喜握手曰：身后事委君矣。及卒，湋为棺送归葬双井祖茔之西。”《康熙永州府志》卷十六记载：“蒋湋，善属文，年少辞家入太学。既不遇，弃而归隐。黄庭坚在宜州病革，湋往见焉，庭坚委以身后事。及卒，为棺敛具舟送归。邹浩谪永州，湋从之游。浩有昭州之行，湋又为经纪其家。”二家记载，均为可信史料。
黄庭坚在永州遇到蒋湋，是他最大的善缘，也令其凄惨的人生落幕有了些许温馨。一是黄庭坚将一家老小留置永州期间，蒋湋自始至终予以悉心照顾，时常走动，不逊于亲人。黄氏后裔能在永州落根发脉，瓜瓞连绵，千年不息，应当感激蒋湋等友人。二是黄庭坚羁病他乡时，蒋湋千里迢迢前往宜州探望，令奄奄一息的黄庭坚悲喜交集，紧握其手说：“身后事委君矣。”三是蒋湋不负嘱托，于次年黄庭坚客死宜州时，奔走于南荒的崇山峻岭，陡峭山道，买棺入殓，扶柩千里，将知己葬于故乡祖坟，一切耗资均由蒋湋付讫。如此不计得失、不怕牵连的君子风范，应该代代流传，更值得后人学习。
黄庭坚的最后一个重阳节，同宜州文朋诗友一起登高望远。眼前竹影婆娑，落叶萧萧飘零，回望一生过往，愁绪难以掩饰。一切都已罢了，罢了。面对故乡的方向，他老泪纵横，愁恨无限。而他转眼于朝思暮想的湖南永州方向，再也遏阻不住内心的大悲——亲人啊，朋友啊，来生再见！稍许调整情绪，敛声息气后，黄庭坚又念念有词：“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回寓所，遇大雨。黄庭坚有如顽童一般移足户外，尽情淋漓。他哪里知道啊，这个任性的举动，竟然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三水”——修水（出生地）、彭水（流放地）和雨水。这，也许就是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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