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智轩

K字头的列车缓缓驶出西安站时，似是将窗外的寒冷隔绝。我靠在硬卧车厢的下铺，听着车轮与铁轨规律而沉重的哐当声，像这个时代的某种心跳，缓慢而固执。

“小伙子，去延安？”

对面的老爷爷先开了口。他约莫七十来岁，头发全白但梳得整齐，藏蓝色的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最特别的是他的眼神，经过岁月打磨后有种温和的锐利。

“是的，去找朋友。您呢？”

“回家。”他微笑时眼角皱纹像展开的扇面。

老爷爷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取出保温杯，喝水的间隙，目光长久地落在窗外某个看不见的远方。

“这趟车，我坐了三十年。”他突然说，“1992年西延铁路刚通车时，我就是这趟车的列车员。”

我来了兴趣：“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啊……”他眯起眼睛，仿佛在看一部老电影，“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全是人，连厕所门口都坐着人。从西安到延安要十二个小时，但每个人都高兴——终于有火车了。”

他告诉我，1991年铁轨铺到延安时，整个城的人都跑到站台去看。那个简陋的站台上，人们摸着冰凉的铁轨，有些老人蹲下来哭了。

“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老爷爷说，“他是1944年走到延安的，走了半个月。他临终前听说延安要通火车了，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值了。’”

列车广播提醒前方到达富县站。老爷爷望着窗外，突然问：“你知道西延高铁吧？”

“知道，听说快开通了。”

“不是快开通了。”他认真地纠正，“是已经在联调联试了。我儿子就在高铁工地上，他是铺轨工程师。”

他的语气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骄傲，期待，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怅惘。

“您儿子参与建设高铁，您一定很高兴吧？”

老爷爷沉默了一会儿，目光再次投向窗外。

“我父亲等来了火车，我等来了高铁。”他说，“三代人，等了三件不同的事。但等待的心情，大概是一样的。”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旧相册。第一张是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黄土坡上，身后是简陋的工棚。第二张是年轻的他，穿着铁路制服，站在首趟列车的车厢门口。第三张是去年的，他的儿子戴着安全帽，站在巨大的架桥机前，背后是初具雏形的高铁桥墩。

“这是我们家三代人。”他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每一代人用的工具变了，车速变了，但想把路修好的心，没变。”

列车穿过一条长隧道，在黑暗中，只有车厢连接处规律的撞击声。老爷爷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

“我当列车员时，常看到各种人。有第一次去延安感受“红色”的老人，有去求学的大学生，有带着苹果去西安卖的老乡。火车慢，慢到足够听完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次，一个老知青在我车厢里，从上车哭到下车——他说当年离开延安时，答应过一定会回来，却让延安等了三十年。”

“高铁开通后，这样的故事会更多还是更少呢？”我问。

“会不同。”老爷爷想了想说，“等待的时间短了，但等待的故事不会少。只是从‘等待归来’变成‘等待出发’——等待去见远方求学的孩子，等待去谈一笔生意，等待去看一场演唱会。等待的内容变了，但人总要等待点什么，日子才有盼头。”

列车减速，还是那个熟悉的站台，但远处，全新的高铁站房已拔地而起，流线型的屋顶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我与老爷爷下车，他站在站台上，没有立即离开。望着远处高铁工地上彻夜不熄的灯光，那里偶尔传来机械的声响，在寂静的冬夜里传得很远。

“我儿子说，高铁开通后，从西安到延安最快只要一小时。”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说给我听，“一小时，是我当年那趟车怎么也赶不上的速度。”

“您会想念这趟慢车吗？”我问。

老爷爷笑了，这次笑得很舒展：“不会想念车，但会想念车上的人，和那些慢慢说的故事。不过——”他顿了顿，“我父亲没赶上火车时代，但他为火车能来而高兴。我也许赶不上坐很多次高铁，但我为高铁能来而高兴。”

他向我点点头，转身走向出站口。帆布包在他身侧轻轻摆动，那里面装着三十年的行车时刻表，几本已经翻烂的《铁路技术规程》，还有一家三代与一条铁路的故事。

等待，从来不是被动地消磨时间，而是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为每一次抵达铺设路基。当高铁终于呼啸而过时，它将带走的不仅是乘客，还有那些关于等待的、温暖而坚韧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会像铁轨一样，向前延伸，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