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菲

小时候，黄陵西站的月台上，总有一股特别的味儿——新麦的清香混着铁轨被太阳晒热的铁锈气，再加上远处田野飘来的泥土腥，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可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而这味道，全和一趟绿皮火车绑在一起——老西延铁路上那辆慢悠悠晃过渭北平原的车，也是我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的唯一路。

五岁那年夏天，西安热得像个大蒸笼，蝉鸣一声赶着一声，吵得人心里发慌。妈妈牵着我和姐姐，在西安站挤上了开往延安的绿皮车。车厢里闷得喘不过气，木头座椅被晒得滚烫，刚挨上去就“嗖”地弹起来，姐姐笑得前仰后合，我偏要逞强，梗着脖子坐定了，嘴里还嘟囔：“这才叫坐火车呢！”

把车窗摇到底，风“呼”地一下灌进来，卷着杨絮和麦芒，扑得人脸上、头发上黏糊糊的。妈妈一边给我们摘着头发上的絮絮，一边笑着念叨：“等咱到黄陵，你奶奶肯定给你留着甜杏呢，个个都熟得咧开了嘴。”我趴在窗边数电线杆，一根、两根、三根……数着数着就乱了套，只记得从西安到黄陵，要晃悠整整三个钟头。可那时候的时间，走得一点儿也不着急。

列车员推着盛满米饭菜的铁皮餐车过来了，轮子碾过车厢连接处，“哐当”一声，又“哐当”一声，跟节拍器似的，敲着旅途的慢节奏。一会又来一波卖零嘴的：“瓜子、花生、矿泉水、方便面来了……”我们热得根本吃不下，妈妈洗了几个油桃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个。邻座的大爷揣着个收音机，里头正放着陕北民歌，他跟着调子轻轻哼，时不时还拍着大腿打节拍。妈妈也是个陕北民歌迷，凑过去跟大爷搭话，大爷一开始还有点腼腆，聊着聊着就放开了，拉着妈妈一起唱起了信天游。那高亢的调子在车厢里飘着，我和姐姐看着这一老一少唱得眉飞色舞，连硬座的硌得慌、路途的遥远都忘了。陕北人就是这样，骨子里带着股热情劲儿，个个都能吼两嗓子信天游，朴实又亲切。

肚子“咕咕”叫起来的时候，妈妈笑着揉了揉我的头：“毛蛋，你和菲菲再忍忍，到了奶奶家，就能吃她做的羊肉剁荞面了——那味道，绝了！”

黄陵站的月台边上，立着一口老钟。漆皮掉了大半，露出里头的铜芯，斑斑驳驳的，全是岁月的痕迹。每到整点，它就“铛——铛——”地敲两下，声音沉沉的，能传出去老远。那钟声好像带着重量，压住了离别的愁绪，也托起了回家的欢喜。

每次火车刚停稳，我就踮着脚尖往月台上望，总能在人群里一眼看见爷爷。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自己编的小筐子，里面是奶奶刚摘的杏子，还有煮得香喷喷的玉米。奶奶个子矮，站在爷爷前头，笑得眼角堆起了褶子，远远地朝我们挥手。

后来的每个寒暑假，我都盼着这趟绿皮车。春天的时候，窗外是铺到天边的油菜花，金黄一片，风里都裹着蜜甜；冬天就成了一片苍茫，铁轨旁的杨树裹着霜雪，车厢里的煤炉烧得通红。妈妈会把我冻得僵硬的小手揣进她的衣兜，轻声说：“你奶奶肯定早把炕烧好了，回去就能睡个暖乎乎的觉。”

我总舍不得下车，爱在月台上多站一会儿，看老钟的指针慢慢爬，听火车鸣着笛走远。好像只要站得久一点，童年的时光就能多留一会儿。

可有些东西，终究留不住。六年级那年冬天，大年初二，爷爷因为脑梗走了。没过百天，奶奶也突发脑溢血，跟着爷爷走了。

我们还是坐那趟绿皮车去黄陵，可车厢里再也没有笑声了。妈妈的眼睛肿得睁不开，姐姐紧紧攥着我的手，一路都没说话。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电线杆，突然觉得，那些曾经数着玩的数字，怎么一下子就变得那么疼。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坐过这趟车。因为路的那头，没有了拎着小筐子等我的爷爷，没有了笑得眉眼弯弯的奶奶，也没有了灶台上冒着热气的羊肉剁荞面。那列绿皮火车，渐渐成了记忆里的一帧旧照片，泛黄、模糊，却总在某个深夜，悄悄浮现在梦里。偶尔在梦里听见“哐当哐当”的车轮声，醒来时，枕头早就湿了一片。

前几天，妈妈指着手机里的新闻跟我说：“西延高铁要通了，从西安到延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点开图片，崭新的黄陵西站明亮又宽敞，银灰色的高铁像箭一样穿梭在山野间。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数过的电线杆，想起老钟沉沉的钟声，想起奶奶掀开锅盖时，升腾起来的白茫茫的蒸汽，想起那些被三个小时车程拉得很长、却又无比踏实的日子。

如今，这段路再也不用走三个小时，再也听不到“哐当”的车轮声，再也听不到老钟的“铛铛”回响。可当我站在新站的月台上，风依旧从渭北平原吹来，带着熟悉的麦香，像极了童年那个夏天的味道。

我知道，爷爷奶奶不在了，但他们给我的爱，一直留在黄陵的土地上，留在这条铁路的每一寸光阴里。那些藏在“哐当”声里的思念，那些走得很慢、却走得很深的回家路，如今正被一列更快、更稳的高铁，轻轻接了过来。

这不是替代，是延续。不是告别，是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