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南山: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原乡与文化坐标
在当代文艺的版图中,终南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坐标意义,成为一个承载着中国人精神乡愁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符号。从先秦时期的隐士传统,到唐代王维辋川别业的诗意栖居,再到现代作家比尔·波特《空谷幽兰》中的寻访之旅,终南山始终在中华文艺创作中占据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陈红的《终南山笔记》,正是根植于这一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之中,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大众文艺精神画卷。
终南山作为儒释道三家文化交融的圣境,素有“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的美誉。这里不仅是道教全真派发祥地,亦是佛教六大宗派祖庭所在,更是历代文人雅士归隐修身的理想之地。终南山地理范围横跨陕西境内蓝田、长安、户县、周至诸县,绵延八百里,主峰太白山海拔 3767 米,是中国大陆东部最高峰。如此壮阔的山川形胜,加之深厚的历史积淀,使终南山成为中华文明精神版图中的重要地标。
陈红在终南山四年的山居生活,使其得以深入这片土地的肌理,触摸其文化脉搏。她并非以观光客的猎奇心态走马观花,而是以“住山者”的身份真正融入当地社群,与山民同吃同住,参与农事劳作,观察岁时节令,记录口述历史。这种“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方法,使其写作具有了民族志式的厚度与质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终南山的深层文化内涵,将古老的文化精神与现代的生活体验深度融合,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陈红的山居选择并非简单的“逃离北上广”式的城市焦虑宣泄,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困境深刻反思基础上的主动精神实践。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信息爆炸令人无所适从的当下,她选择回归山林,既是对“诗意地栖居”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回应,也是对新大众文艺精神向度的积极探索。
二、《终南山笔记》:新大众文艺的文本呈现与美学特征《终南山笔记》全书约二十万字,以作者在终南山四年的山居生活为叙事主线,融合历史地理考辨、人文哲思阐发与日常生命体悟,被评论界誉为“近年来关于终南山诗意与哲思兼具的一本大散文”。这部作品在文本呈现上具有鲜明的新大众文艺特征,具体体现在叙事结构、语言风格与主题内涵三个层面。
(一)剧本式叙事结构的创新探索陈红在《终南山笔记》中大胆借鉴了戏剧剧本的结构方式,将自己在终南山的日常生活、所见所思所想串联起来,形成“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层层递进,一气呵成。这种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既有散文的自由灵动,又有剧本的严谨逻辑,呈现出独特的“分幕式散文”特征。
具体而言,作品以四季轮回为宏观框架,以二十四节气为节点,将山居生活切割为若干“场景”或“幕”。每一幕都有相对独立的主题人物与情节线索,幕与幕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形成复调式的叙事交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一步步走进终南山的“内心”世界,亲历其中的四季流转,喜怒哀乐。例如,在描写“哑巴妈妈”的故事时,作者设置了完整的叙事弧线:从初识时的戒备与好奇,到交往中的逐渐信任,再到临终的情感高潮,以及最后守诺的感人结局。哑巴妈妈虽是个卑微的乡村老太太,却以行动诠释着“一诺千金”的中华传统美德。即便到了生命尽头,依然念着那份微乎其微的承诺,这种朴素无华而又无比真挚的情感,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展现得淋漓尽致,令读者深受触动。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明显吸收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手法,又保留了散文的非虚构特质。
此外,作品还巧妙运用了“旁白”与“独白”的戏剧手法。作者时常跳出叙事框架,以全知视角对文中的历史典故、文化现象加以精准评点,产生类似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功能;同时又以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方式,袒露山居生活中的困惑与顿悟,增强文本的抒情性与思辨性。
(二)简练澄明的语言风格与诗性智慧陈红的语言风格可概括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她深得中国古典文论中“不隔”之妙,将老子哲学的玄思、王维禅意的空寂,融入劈柴、喂猫、煮茶、种花的山居日常,用简练的语言完成对终南文化及生命本质的深刻观照。
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其对古典散文传统的自觉继承密不可分。从《世说新语》的简约玄澹,到苏轼小品文的随性自然,再到周作人、梁实秋等现代散文家的冲淡平和,陈红在语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她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充满了诗意与张力,达到了“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
例如,书中写道:几近废弃的荒芜的村庄,一到冬天,寂静得看不到人影,听不见人声,只有风追逐落叶、鸟叫和雪落的声音,隐藏的猫偶尔大声发情的哭喊,沉默的哑巴赶着一群沉默的羔羊,一片片白色的荻花梦一样摇曳。
寥寥数语,便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多重感官,强烈的感官冲击产生十足的画面感、浓郁的氛围感,读来如身临其境。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红的语言具有“及物性”特征——她从不空谈玄理,而是让思想从具体的物事中自然孕育、生发。写喂猫,实则写生命的陪伴与离别;写种花,实则写时间的流转与轮回;写劈柴,实则写劳动的尊严与收获。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正是中国散文“一粒沙中见世界”传统的当代延续。
(三)丰富多元的主题内涵与精神向度
《终南山笔记》的主题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复调特征,其意蕴并非单一指向,而是由三个相互交织、彼此呼应的层面共同构成:
第一,对终南山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深描。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终南山的四季更迭、云霞变幻、草木枯荣,同时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层积。从老子说经的楼观台,到王维隐居的辋川,从吕洞宾修道的八仙庵,到赵朴初题字的香积寺,作者以“考古学”的耐心梳理文化遗迹,以“现象学”的敏锐捕捉当下体验,使作品成为一部终南山的“文化地形志”。
第二,对朴素人性与民间伦理的礼赞。
作品中那些生活在广袤山村的人们——哑巴妈妈、小刘奶奶、哑巴、丑猫爷爷、黑狗大爷、山村文人老邢——纵使物资匮乏,却始终保持着朴素善良、勤俭平和的品性。他们尚未被现代性完全浸染扭曲的人性,闪耀着温暖的光芒。作者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展现了民间社会的道德韧性,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变迁。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体现了新大众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第三,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与建构。
陈红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并非消极的遁世逃避,而是基于对自我清醒认知的自觉选择。在书中,她多次探讨“孤独”与“独处”的区别:孤独是被动的情感状态,独处则是主动的精神修炼。其核心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纯度”的极致追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清明与专注;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如何确立自我的精神坐标。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三、《终南山笔记》对新大众文艺的启示与范式意义
《终南山笔记》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实践,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多维度的启示,具有显著的范式意义。
(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方法论的重塑
陈红四年山居生活的实践,昭示了一种“沉浸式”的创作方法论。与当下流行的“田野调查一日游”采风式写作不同,她真正做到了与书写对象同呼吸、共命运。这种“深入生活”不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而是平等主体的交往;不是素材的掠夺式采集,而是情感的有机积累。
新大众文艺理应继承这一创作传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有温度的个体生命。创作者应当摒弃精英主义的傲慢,以谦卑之心倾听民间的声音,以共情之力书写时代的脉动。只有如此,作品才能真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获得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二)传承文化,创新表达: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终南山作为中国的文化名山,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陈红在作品中并非简单地罗列文化符号,而是巧妙地将古老的文化精神与现代的生活体验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一条兼具温情与可行性的新路径。
具体而言,这部作品实现了三重转化:一是将“隐士文化”转化为“山居生活美学”,消解了传统隐逸的消极避世色彩,赋予其积极的生活建构意义;二是将“儒释道思想”转化为“日常生命智慧”,使高深的哲学思考落地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三是将“山水文学传统”转化为“生态人文书写”,在继承“天人合一”理念的同时,注入现代生态意识。
新大众文艺应当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表达形式。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创造性转化”——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前提下,更新其表现形式,使其与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需求相契合。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避免成为博物馆中的标本。
(三)关注精神,追求价值:文艺的社会责任
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陷入物质主义的泥淖,渐渐忽略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陈红通过自己的作品,引导读者关注自我精神世界的成长,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生动彰显了文艺应有的教化功能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终南山笔记》的畅销与好评,证明当代读者并非只满足于浅层次的娱乐消费,他们同样渴望精神的滋养与价值的指引。新大众文艺应当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种引导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如盐入水、润物无声的艺术感染。
(四)跨文体实验与“大散文”的文体自觉
从文体角度看,《终南山笔记》打破了散文与小说、纪实与虚构、抒情与议论的固有边界,呈现出鲜明的“跨文体”创作特征。这种文体实验并非形式主义的刻意炫技,而是源于内容表达的内在需要——终南山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恰恰要求一种更为包容、更具弹性的文体形式,方能精准承载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大散文”的文体自觉,对新大众文艺的文体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文艺的边界日益模糊,跨文体、跨媒介的写作将成为常态。创作者应当具备更为开阔的文体意识,根据内容需要灵活调用各种文体资源,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四、比较视野中的《终南山笔记》
将《终南山笔记》置于更广阔的文学史与当代写作语境中考察,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独特价值。
与古代山水散文相比,陈红的写作继承了“情景交融”的美学传统,同时又增添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维度。谢灵运的山水诗“极貌以写物”,侧重客观描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侧重主观融入;而陈红则在主客之间保持张力,既深情投入又冷静审视,呈现出“反思性介入”的特征。
与当代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如比尔·波特《空谷幽兰》的“他者”视角、张祥龙《思想避难》的哲学思辨、胡冬林《山林笔记》的生态关怀,陈红的《终南山笔记》更强调“生活性”与“日常性”。她不是作为寻访者短暂停留,而是作为居住者长期扎根;不是关注抽象的隐士精神,而是关注具体的生活细节。这种在地性使其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质感。
与非虚构写作潮流相比,《终南山笔记》同样植根于真实经历,却更具文学性与诗性。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往往强调社会批判与问题意识,陈红则将目光更多投向精神超越与生命境界的探寻。二者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彼此互补,共同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创作版图与精神内涵。
四、结语: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向度
陈红的《终南山笔记》,无疑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收获。它以终南山为精神坐标和叙事底色,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简练澄明的语言质感及丰富多元的主题内涵,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大众文艺的精神画卷。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终南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对当代文艺创作路径的有益探索。
展望未来,新大众文艺应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传承文化、创新表达,关注精神世界、追求自我价值。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新大众文艺更须具备开阔的世界视野,在坚守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探索文艺传播的新形式、新路径,扩大优质文艺作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终南山笔记》的成功表明,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能扎根大地,又能仰望星空;既能回应时代,又能超越时代;既能服务大众,又能引领大众。相信在这样的创作理念指引下,新大众文艺必将迎来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注入鲜活力量、贡献独特价值。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吴贵军)